1976年 王立平摄（1979年第2期）

　　历史往往越近越看不清楚，后人的梳理也自有后来人的角度。中国摄影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是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尽管有短暂的相离相悖，但是作为观察意识形态最直观的工具——摄影，的确见证了历史的波澜与起伏，《中国摄影》杂志自1974年复刊之后，也自然和国家的命运联系紧密。
　　回首三十年前，的确是中国社会转折的重要年头，艺术界普遍处于"文革"结束后的一段迷惘期之中，但1978年的中国政治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年5月开始的那场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号角的思想论战，也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从思想上开始了解冻和解放，冬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使我们国家和社会获得了命运的大转机，冲破了长期"左"的思想的禁锢，开始了从经济到文化都重新建设的里程。当时的三中全会这样提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主义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中国艺术和文化的新时期也就由此开始了，思想界、文艺界开始苏醒，开始反思。
　　历史不断被温故，尤其是每当一个十年到来之际，以十年作为阶段性划分，新时期的中国摄影就要回溯到1977年。1977年的《中国摄影》双月刊，每册1元2角钱，全年6期基本上都是粉碎“四人帮”后的政治宣传，第一期声讨“四人帮”，第二期缅怀周总理，第3期是华国锋主席领导下的新生活，第5期是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粉碎"四人帮"的喜庆活动可以告别过去，却不能替代对过去遗留下来各种复杂问题的思考。当时的杂志基本上没有自主性，早在之前的1976年第5期一篇文章中，就有作者指出《中国摄影》在“四人帮”横行时，实际上成了他们的御用工具，的确，我们仔细地翻阅1977年的杂志，竟然找不到编辑部成员的名字。那一年的内容大部分乏善可陈，还没有完全摆脱文革时期的模式化，全年6期的供稿作者大概有一百多位，如今绝大部分的名字都已在摄影界彻底消失，但同样是1977年，我们也记住了一个名字——李晓斌。“李晓斌的《上访者》是反映新时期中文革遗留影响的无可争议的经典性作品。他将镜头对准上访者这么一种社会身份不确定的人，这与当时所提倡的文艺政策是背道而驰的。”（顾铮文“在现实与记忆之间──1990年代的中国纪实摄影”）由于各种原因，《上访者》直到１９８６年才被公开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尽管当时的《中国摄影》杂志并没有发表，但是今天重提《上访者》，是因为它标志着真实反映现实的摄影在中国大地的复兴。
　　1979年，北京"四月影会"成立，并在北京举办第一届《自然·社会·人》摄影展览。同年，中国摄影学会改名中国摄影家协会，停刊十多年的《大众摄影》复刊，《国际摄影》和《摄影世界》等月刊相继创办。《中国摄影》杂志在复刊五年之后首次变更封面设计，迎来了她加速发展的二十年。
　　在一个如巴赫金所谓"众声喧哗"的时代，面对过去，人们有无数种解读的可能，但历史从来就有它的表达方式，不是后人所能轻易改写的。记录在杂志上的一切虽然不能完全客观地向我们还原历史的真实，但至少可以作为总结历史的参照物，尤其是一份以影像为载体的杂志。
　　回首那二十年，就不能不提到今日颇多质疑的风光摄影。风光摄影在大陆的风行，主要还是受当时香港摄影圈的影响，至于后来影响很多中国摄影颇多的美国摄影家安塞尔·亚当斯，直到1983年第2期的《中国摄影》杂志才有比较系统的介绍。“早期香港，摄影只是各行业如医生、律师、会计师及公务员的消闲活动，大部分作品跟随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的唯美风格”（“香港摄影组织60年发展概览”，1997年第6期），包括当时对国内摄影界影响很大的陈复礼、简庆福、连登良等人，他们当时的地位以及经济实力和我们近年才熟知的香港摄影前辈蒙敏生不可同日而语。“国内的改革开放政策，为香港、澳门摄影界与内地摄影界的交流创造了新条件。1985年底，港澳摄影界一百多人浩浩荡荡访问北京，中国摄影家协会动用了最大的人力、物力盛情接待。” 1997年第6期《中国摄影》杂志刊登了11位香港摄影家的画意作品以及香港摄影师曾家杰的回忆文章“香港摄影文化生态点滴谈”，文中提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香港摄影对大陆的影响：“香港素享沙龙摄影王国的美誉，弹丸之地，大大小小的摄影组织多达几十个，参加沙龙，是大部分业余摄影爱好者学习摄影、自我实现的途径，以考获摄影组织各种名衔和称号……”之前很长时间“华人摄影十杰”等摄影风格被视为榜样，国人接触到的外埠摄影刊物也多是香港的《摄影画报》《摄影世界》等，当时内地对摄影器材的渴求甚至让香港的器材商赚的盆满钵满，而政治和地理上的隔阂，使得当时台湾的摄影并没有影响到大陆，直到1992年 “美学探讨”栏目开始连载台湾摄影家阮义忠以《摄影与表现》为题的访谈文章，而他的两本摄影著作《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象新生代》影响了随后的一大批摄影青年，他们开始关注社会与人生。香港沙龙摄影的影响与其说是我们主动选择的结果，毋宁说是受到当时眼界的局限，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一直持续，一些具有大陆风光摄影自己独特面貌的优秀作品开始涌现，如1987年第2期封面陈长芬的“日月”以及1993年第12期的“大地”系列，同年第4期赵承安的《天际寻源篇》组照13幅等，而1994年第11期推介的严钟义、于云天拍摄的摄影集《中国最美丽的地方》至今令人印象深刻。1996年《中国摄影》杂志在四川组织了一个摄影高级研讨班，聘请陈长芬、王建军等为指导老师，那次的活动带动了此后全国众多的摄影活动，后来风光摄影的繁荣和这次活动有直接关系，研讨班上的20多名学员后来很多成为优秀的摄影家。

　　提到中国摄影史就要提到王立平，就是那个著名作曲家王立平吗？他不但是作曲家，还是个著名摄影家。他的那幅名作跟他的那些美妙的歌曲一样著名，是中国摄影史上的传世之作。他还是那个著名的青年摄影团体—“四月影会”的发起人之一，而且连这个名字都是他起的。可能有些人不了解他在摄影方面的情况，那是因为他后来全力投入到音乐和政务方面，摄影界的事则较少过问了。
        《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是在1976年4月4日拍摄的.
        那天，天色如人们的心情一样灰暗，一清早天安门广场已经人山人海。人民英雄纪念碑旁的矮松墙上系满了小白花，广场上到处是挂着挽联的花圈。人们在花圈中穿行，默读或抄写帖在纪念碑上、灯柱上、栏杆上、花圈上的诗词。上午十时左右，广场东宫北恻一群人举着一位青年，并向他发出阵阵欢呼，他用白布缠着的手向大家展示他写的血书：“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人们争先恐后的同他握手致意，并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誓死保卫周总理”，有的人还大声向他喊道：“我们支持你！”，“我们愿和你一起流血！”，我和在场的许多人都留下了激动的泪。一只只伸向青年的手，代表着一颗颗同样的心。作者用泽尼特原型单镜头反光相机，50MM标准头黑白胶片，现场没有高的拍摄点，根本站不稳，晃动的厉害，只能把相机高举过头，凭手调整角度进行盲拍，为了避免拍偏，求得较大的景深和画面稳定，作者调好光圈、速度、并预设了距离，用力挤到稍远的一点的地方，紧盯住变幻不定的现场，等待着最佳角度和时机，按下了快门，将这一难得的动人场面拍摄下来。这幅作品成为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真实写照的代表性力作。